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 ——二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重要讲话

2019-03-24 17:02:54 名人信息港
编辑:方政

好在另一名个高的监工制止了,带他到第二百二十号棚位,这里已经躺了两人,一位年纪五六十岁的老头和一名三十多岁的青年。他们被声响惊醒,看了姜遇和两名监工一眼,翻身又继续睡去了。嗯……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妙,理当按照《聚气术》口诀指引,夯实基础之后,再求突飞猛进之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石暴回到大堂坐下后,又过了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流金当铺大堂之中已是座无虚席。“我若是安然离开此地,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姜遇恶狠狠说道,从地上捡起那段被他撕裂的圣衣,上面馨香扑鼻,似乎还带有瑶池圣女的体温,被他郑重收藏起起来。若是缺少修炼资源,他可以拿来拍卖,那些老古董们自然会嗤之以鼻,对于仰慕瑶池圣女的修士来说却堪比天珍,价值无法估量,必定挤破头颅买下来。

  打68只老虎、处分人数创40年新高,国家监委打虎拍蝇猎狐太给力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至此,国家、省、市、县4级监委全部组建完成,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一体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显现多方面成效,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制度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是在打虎拍蝇猎狐方面,更有力度更有质效,有力推动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老百姓拍手称快。

  打虎:反腐凝聚强大合力,高压震慑引发自首效应

  2018年4月1日晚11点,国家监委成立后“首虎”现身DD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深夜落马。此时,距国家监委揭牌仅仅只有10天。

  

  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这是宣布开除王晓光党籍和公职现场。

  社会各界感受到国家监委“挂牌即开局、开局即开工”工作作风的同时,也注意到,“打虎”又有新变化DD消息源由中央纪委,变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内容表述上则从“涉嫌严重违纪”变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从“接受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打虎消息往往十分简短,被不少媒体网友称之为“一句话新闻”。如此惜字如金的表述,却有多处变化,背后蕴含的内涵可想而知。

  DD党统一领导,反腐败力量更集中更强大

  事实上,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监察法颁布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前,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分别对特定对象行使反腐败职权:纪委对党员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反腐败职能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也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和力量,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强大合力。

  改革后,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同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攥紧了集中力量打击腐败的铁拳。各级纪委监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既根据党章党规党纪履行纪律检查职责,又依据宪法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国家监察职责,手握纪法“两把尺子”,纪法双施双守。

  这就意味着,对“老虎”宣布立案审查调查后,纪检监察机关既要审查违纪问题,又要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既考虑纪的因素,又考虑法的内容。王晓光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正体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

  DD质量、效率双提升,反腐败提高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12项调查措施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调查措施,每一项都是“利器”。特别是用留置取代两规,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提高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水平。

  此外,监委成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线索移交后,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据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将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收集的证据不再需要进行转换,减少了工作环节,有利于实现审查调查与司法程序之间顺畅对接。

  再加上,国家监委成立后,通过整合规范纪检监察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法工作机制,执纪执法有效贯通;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衔接司法更加顺畅高效。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反腐败工作效率。

  从各地实践来看,反腐败各环节用时明显缩短。2018年,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采取留置措施并移送审查起诉224人,从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平均用时48天,与改革前相比减少近100天。在黑龙江省,省市两级纪委监委审查调查案件平均用时比上一年缩短27天。

  效率提高的同时,质量也稳步上升。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6092人……不起诉250人,退回补充调查1869人次,不起诉率、退查率同比分别下降9.5和37个百分点”。

  DD立案、处分数创40年新高,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显现“自首效应”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这是宣布开除艾文礼党籍现场。

  2018年7月31日,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成为监察法施行后首个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其后,又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等人主动投案自首。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透露,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处分数相比去年增长明显

  自首效应的显现,一方面来自高压震慑。国家监委成立后,反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对违纪违法者形成强大震慑。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68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5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8万件、处分62.1万人,均创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年来的最高值。

  另一方面,在于政策感召。党纪处分条例、监察法规定,对主动交代、自动投案的违纪违法人员,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部分身处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的投案自首,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安徽省凤阳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成龙就是一例。在手机上收到艾文礼投案自首的消息后,他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随后王铁的投案自首则彻底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王铁投案3天后,2018年8月20日,史成龙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

  拍蝇:监察全覆盖不留空白,监督触角直抵“神经末梢”

  2018年8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南石桥村一名非党员村民小组长戴春良因套取种粮补贴1.58万元被查处。戴春良问题线索之前就已存在,但其既不属于纪律审查范围,又不属于行政监察范围,问题一度难以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非党员村干部也被纳入监察对象。画溪街道监察办成立后快查快处,最终,戴春良被责令辞去组长职务,并上缴套取的资金。

  监察体制改革以前,党纪只能处分中共党员,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党员的村干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相当一部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属于无人管、不便管的对象。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六类监察对象,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填补了原有监督范围的空白。

  

  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六类监察对象,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

  吉林省监察对象由20.6万人增加至67.95万人,福建省监察对象从22.48万人增加到74.21万人,重庆市监察对象从38.09万人增长到129.75万人,贵州省监察对象从22万人增加到63万人……数据显示,监察法实施后各地的监察对象数量都明显增加。

  监督对象填补空白,监督内容也填补空白。过去纪、法中间存在空白地带,非党员公职人员如果只是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就难以得到有力查处,存在“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过问”的现象。改革后,监察法创制的政务处分,弥补了纪、法中间的空白地带,各级监委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职务犯罪行为。

  “监察监督员就是安在我们家门口的‘探头’,看哪个村干部以后敢乱来。”说起村里的监察监督员岳红,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双池村的村民竖起了大拇指。2018年8月中旬,岳红在走访群众时,收集到该村村干部私分公益林补助款的问题线索,随后向区纪委监委派出第四监察室报告,最终查处了该村4名村干部违规侵占公益林补助款的案件。

  聘请监察监督员是重庆市继向乡镇(街道)派出监察室后,推动监察工作向基层村居延伸的又一创新举措。一年多来,各级纪委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积极探索监察职能向国有企业、金融企业、高校和乡镇、村居延伸,与基层治理相结合,进一步落实了监督全覆盖的要求。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占比图

  值得注意的是,监察全覆盖不是办案全覆盖。无论纪委监委,首要职责、第一职责都是监督。监察体制改革发挥的最突出效力就是强化了日常监督,在干部犯罪之前,管住了一般性的违法。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73.7万人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种形态分别占比63.6%、28.5%、4.7%和3.2%,实现了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猎狐:追逃追赃持续开创新局,“神速”频现、创下多个“第一”

  

  2018年11月30日,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从他10月17日被保加利亚警方抓获到回国归案,历时仅44天。

  监察法颁布施行、国家监委成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从幕后走到台前。监察法专设反腐败国际合作一章,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党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领导进一步强化,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外交、司法、执法、金融等部门积极履行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职责的机制更加顺畅高效。

  姚锦旗案,正是在中央追逃办的有力指挥协调下,国家监委、外交部、浙江省监委等机构、部门通力合作,各环节紧密衔接,才成就如此速度。

  高效运转的,不止有追逃追赃,还有防逃。

  2018年5月11日晚上11点,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上了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A级通缉令,一时成为舆论热点。

  作出通缉决定的,是云南省监委。当天下午6点,发现蒋兆岗失联的云南省纪委监委经过综合研判,果断运用监察法赋予的决定通缉权力,向省公安厅出具《云南省监察委员会决定通缉通知书》。双方依据监察法和相关规定,顺畅衔接。仅仅4个多小时后,云南省公安厅就发布了网上追逃和通缉令,布下天罗地网。

  

  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失踪仅20天后就被抓获。

  最终,蒋兆岗因为严密的防逃措施无路可走,只能藏匿在昆明某小区,仅20天后就被抓获。

  监察体制改革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范围,同时加强和执法、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构筑了无死角、全覆盖的防逃堤坝。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是国家监委成立后,追逃追赃工作的又一鲜明特色。继监察法后,2018年10月26日起公布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意味着“外逃贪官没被追逃回国也能对其审判”。而新制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范和完善了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明确国家监委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主管机关的地位和职责,“促进对外司法协助更加有效开展”。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加强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依据和更可靠的程序保障,也推动反腐败对外合作更加顺畅开展。

  在姚锦旗案中,我方以国家监委名义提出引渡请求,提供合乎法律规范的证据资料,得到了保方的尊重、认可和支持,并非常及时、快速地做出了反馈。

  而2018年12月13日,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国家成功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反腐败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也正由于澳方认可和尊重监察法赋予国家监委监督调查处置以及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职权,愿意以澳联邦警察名义同国家监委直接签署备忘录。

  国家监委成立一年来,天罗地网越织越密,追逃追赃保持强大攻势,持续开创新局,频现“第一”。

  2018年6月22日,赖明敏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到案“百名红通人员”。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徐梦龙 摄)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也是第一起在发达国家实现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返的成功案例。

  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等五部门首次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引发投案自首连锁反应,当日即有2人投案。至12月31日投案期限内,165人主动投案,包括“百名红通人员”蒋雷、王清伟等。

  ……

  从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到成功引渡第一案姚锦旗,从联合五部门首次发布“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到首次同西方国家成功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了追逃追赃的坚实足迹。这既是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定决心的有力宣示,也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诠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兰琳宗丨制图 张舒谊)

甚至在石暴刻意将心思用在丹田气海处冥想之时,陡然加速旋转运动的气团,竟然在一瞬之间直引得破风刀嗡鸣不息,颤动不止,吓得石暴立马停止了冥想。篝火,很大,九爪也是,黄金色,纤纤细长,夔家政,果然是不客气,见独远没有坏意,电闪之间,那精美的烧烤架上,那一只充满香味的,香喷喷的野兔肉,就那样迎空而起,倒吸入夔家政的大口之中。少许片刻,夔家政是白须横倒,黑暗之中的两个巨大一双眼楚楚动人之目居然是老泪纵横,道“少侠,好,好,滋味啊,老朽已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么享受如此美味的了!”

  王小帅:寻找家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王小帅有些遗憾,没能在拍摄《地久天长》的时候搭建出一个小城,包括六栋楼和一整条街道。他想留存下一些东西,比如80年代的小饭馆和大食堂,让附近退休的工人有一个好去处。这需要钱。许多地方政府会对古装剧组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建造影视基地,这样可以进行旅游开发,但谁会对当年大集体时代工人群体的生活场景感兴趣呢?

  取景地主要是在包头。为了勘景,王小帅带着团队去了很多地方,从山西到河北,再到东北,想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北方工业城市,最终在内蒙古包头停了下来,在电影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包江。很多老建筑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楼架子。美术组将楼道内外重新布置成八九十年代的模样,每个炉灶都生过火,炒过菜。

  在电影里,在工厂工作的三对男女经历了下岗和下海大潮,其中的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无法忍受丧子的痛苦,离开包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在海边的一个渔村生活,以修船织网为生。三十年后,他们重回故地,许多事物已被时间摧毁,少部分坚固的部分保存了下来。

  曾经的生活景观已经不复存在。筹拍《地久天长》的时候,王小帅计划做成三部曲,名字就叫“家园”。第一部,他花了四年时间。今年2月,《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最终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两个奖项。

  3月中旬,电影即将上映,导演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紧密。采访是在首映礼的第二天。记者到场前,王小帅斜靠着座椅,将两只脚搭在对面的桌子上。这是不多的闲暇时刻。前天晚上,他忙到了凌晨,活动结束后,才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

  导演工作室位于北京将台路,一个专门摆放奖杯的架子很是显眼,其中一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奖状上,《极度寒冷》的导演署名还是Wuming,意思是无名。那时他还处于“地下”状态,只能通过“走私”的方式到荷兰把这部作品制作出来。旁边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文艺类书籍,那是他知识分子的一面。书架对面的白板上,贴满了备选演员的照片,一部网剧正在筹备,那是他商业的一面。此前拍星座主题微电影的时候,他就调笑说,赚了钱,好回去养活文艺片。

  30年间,镜头内外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包括他自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年前,楼外还是荒野和麦田,丽都酒店刚刚开张,很是醒目。酒店正式营业是在1984年,同一年,陈凯歌的《黄土地》问世。美院附中的学生王小帅看了这部影片,还有“第五代”的开山作品《一个和八个》,很受触动,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还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那时他正年轻。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对于当时的王小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外。两年后,他在明白拍片无望后,独自回到北京,走上了独立电影的路。他曾和贾樟柯、娄烨一起,被归类为“第六代”导演,但对于这种集体性的命名方式,他并不太感冒。

  同样没有归属感的是地域身份。王小帅出生在上海,在贵州长大,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两年,便来到北京读高中和大学,毕业后去了福建,很快又回到北京拍片。十年之后,他的户口档案从福建转移到了河北涿州。

  他几乎没有故乡。那些镜头里的人物也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狼奔豕突一般,不断逃离此地,却找不到新的入口,常常被历史和记忆俘获。现在,他试图用影像的方式为这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人们寻找一个居所。

  醒来

  《地久天长》的剧本成型于四年前,当时二胎政策刚刚开放,王小帅决定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支点,创作一部关于失独家庭的电影。“一胎化”的计生政策在1979年出台,直接影响了中国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王小帅找到了编剧阿美,一起合作。在王小帅的设想中,故事从1982年讲起,一直延续到2011年前后,这个失独家庭试图摆脱伤痛的记忆,抵抗时代潮流的冲洗。

  故事成型之后,阿美开始写剧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本来的故事背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域特征,都是围绕人物来写的。直到后来勘景的时候,才最终确定下来具体的城市和场景。

  剧本一改再改,仍然没有找到足够理想的方式可以将繁杂的故事脉络提挈起来。那段时间,王小帅还是会经常做梦。有一次,他做了一晚上的梦,醒来之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故事从中间开始,让过去的时空与当下的现实来回切换。像是突然从记忆的斜坡跌落,刘耀军在一场梦中醒来。独子溺亡的片段闪过,工厂的集体生活瞬间变成过去,此刻,他已经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渔村。

  “不管出了什么事,生活还要继续走下去。有的人选择将过去的隐藏在心里边,有的人则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能遇到事情之后,并没有去应对,或是调和。事情过去之后,大家用新的生活形态去覆盖它,但是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那些不同的经历和轨迹,都会变成各自的精神密码。”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位主演进组后,开始围读剧本。赵燕国彰在电影里扮演一位引流潮流的时尚先生,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王小帅阐述理念时说的几个字:不要用力,别使劲儿,那个东西就在这里,自然就好。

  工厂里的一场戏,原本的安排是让赵燕国彰扮演的新建从门口走过去,穿着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喇叭裤,拎着录音机。这明显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角色,赵燕国彰自己设计了台词和动作,进来和王景春扮演的刘耀军闲聊了几句。

  新建挂在嘴边的“巴士奇遇结良缘”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引进的港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故事里跳舞的部分也有出处,舞步叫作蹦四,是经过本土化之后的一种交谊舞形式。

  “小帅导演的作品大部分都会关照个体生命,希望人能够回头看。人不能忘记过去,这是他的主观愿望,对社会和人性的那种悲悯,我很喜欢。”咏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制片人刘璇看来,对于这部戏的演员来说,他不用真的去演,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些人扔到环境里面,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去生活”。

  出走

  王小帅突然从福建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在1992年。本来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毕业的时候,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陈剑雨来北电选人。他是一位著名编剧,承诺王小帅会有施展才华的空间。然而,王小帅的户口和档案手续办理还没完结,陈剑雨就已经离任回京。到了福建之后,王小帅拼命写剧本,却得不到拍片的机会。

  两年之后,北京电影资料馆的领导去福影厂开会,提到了这个名叫王小帅的北电毕业生,问他为什么还不拍电影。制片厂领导发言的时候回应称,大学生没有经验,先要锻炼五年,才能独立工作。听了这话,王小帅立刻起身离席,回到宿舍,只用了两三分钟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电影厂的大门,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这是一场逃离。他从一个体制里跑出来,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经过去,“第五代”导演的狂飙突进,给王小帅和他的同学栽下了精英主义的种子。但在变换的时代气候下,它变成了苦闷的源头。王小帅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电影。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中国电影大滑坡的十年,旧的体制在消亡,市场化的格局又没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精英文化开始向社会文化转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谁要是说想拍商业片,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毕业的时候,都没人肯去中央电视台。”导演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电摄影系的毕业生,跟王小帅在学校里就认识,后来担任他的摄影师,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时间。

  那时候,电影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常常需要通过卖厂标来过活。电影产量在下降,电影院也不景气。刘杰和王小帅去一些小城市,或是县城,发现那里的电影院已经改造成了农贸批发市场,座椅拆掉,摆上了货架子。

  也有让王小帅感到振奋的事情。同级的张元正在筹备拍摄《北京杂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们谈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暗流在涌动。

  王小帅决定不再等了。他在东四的广东大排档重新见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刘小东和喻红,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电影计划,演员就是他们俩。这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刘小东和喻红相信了王小帅。他们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电影里,二人将扮演走到绝路的青年艺术家。

  演员有了,剧组也拉了起来,摄影师是摄影系的邬迪和刘杰,胶片和摄影机是托关系从保定胶片场和北影厂找的。五万块资金是从同学那里借的,导演组只有王小帅自己,拍摄地是在刘小东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里。原本王小帅只是计划拍一部15分钟的短片,陆陆续续拍了五个月,短片越来越长,最后发现竟然可以剪出一个长片来。

  拍摄的过程中,王小帅还找来了娄烨,让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现。王小帅后来透露说,那其实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个自己。就这样,他们靠着跟朋友化缘的方式,拍完了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

  拍完之后,本来想买厂标,然而价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万。即使一家国营制片厂给出了将近半折的优惠,王小帅的剧组还是根本买不起。最终,电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径,成为了所谓的“黑电影”。

  制作完成后,有影评人将其介绍到了国外的电影节。在鹿特丹,王小帅收到了一张报纸的传真,上面写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单”的导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帅。电影节主席转述了国内官方的撤片要求,几位参展的导演商量之后,选择继续放映。

  偷渡

  刘杰接到王小帅电话的时候,正在外地。剧组条件窘迫,之前一直担任摄影师的他,不得不顶上了制片人的角色。这是2002年,前作《十七岁的单车》已经被禁,王小帅决定拍新片,电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发生在福建。勘景的时候,刘杰和王小帅从福建一路向北,终于在浙江温州洞头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岛不大,只有几平方公里,没有几家宾馆,摄制组的住宿都成问题。也很难找到群众演员,那可是在温州,当地人搞船运,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没人愿意干这一天十几二十块钱的活儿,更何况半夜两点还要爬起来到船上拍戏。

  负责演员的副导演赵祥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村长喝酒。村长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说,你要是把这瓶儿给干了,我就给你解决演员问题。赵祥二话没说,一口喝了下去,回来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小帅给制片人刘杰打电话,说是有个镜头拍了十几条,已经拍毛了,怎么都不对,拍一条就得废一本胶片,还应不应该继续拍。刘杰回复说不满意就拍下去,王小帅听了挺高兴,这可是你说的啊,咱们还有钱,是吧。

  “他其实也会有压力,特别是拍得不顺的时候。当时的资金状况并不好,那时候拍片就没有容易过。”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们。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镇,他曾是偷渡大军的一员,成功到达美国,跟同乡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不肯断绝关系,被对方举报,最终遭遣返回乡。

  总是这样,沿海的青年想要进入美国,农村来的青年想要进入北京,迁居贵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断逃离的此地,与无法企及的别处,共同构成了王小帅电影里的欲望地图。

  在身边人的印象里,那时的王小帅,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显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岁的单车》的时候,是在1999年。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土著”少年,因为一辆自行车,有了交集。开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员突然退出,剧组重新选定了一个叫李滨的少年,作为男主角。

  那是李滨第一次演电影。在他的印象里,这位导演常常坐在监控器后面,神情专注,拍得好的时候,就忍不住感叹。当时剧组的条件有限,用的还是胶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胡同里找地方拍。

  有一次,剧组在后海拍戏。当时天气正好,光线从树梢间打下来,一个静态镜头,大家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这条就要拍成了,这时候,忽然路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爷,拦也拦不住,直接从镜头里穿了过去。这让王小帅大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对方干架。

  《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奖,却并没有改变王小帅的拍戏条件,甚至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没有送审就参加国外影展,这部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

  2003年,王小帅和贾樟柯、娄烨等十多位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电影局组织的座谈。这被认为是官方机构和独立电影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会上,除了得到一个他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电影从此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王小帅后来在书里回忆说,他们几个导演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欢呼雀跃,新的担忧悄然来临。根据贾樟柯的描述,座谈会上,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用刘杰的话说,则是“市场的繁荣大于创作的繁荣”,而文艺片的环境,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好。

  在2005年的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王小帅作为颁奖嘉宾出场。那时他已经拍完“三线”题材的电影《青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为了宣传新作,王小帅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剧的盛典活动。

  主持人刘仪伟打趣说,作为一只“母鸡”,要“卖鸡蛋”的话,必须出来“叫唤”。随后他问王小帅,如果有人愿意掏钱把《青红》改编成系列电视剧,愿不愿意亲自把它给拍出来。王小帅没有直接表示拒绝,而是回应说,可以再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剧本,把这个“鸡蛋”卖个好价钱,再请合适的人来拍。

  

  拍摄《闯入者》期间,王小帅给演员说戏。图/受访者提供

  回望

  王小帅回到了贵州,回到拍摄《青红》时选用的那些场地。那是2012年,《我11》已经上映,与此同时,他开始筹备《闯入者》,后来还为这部影片加上了悬疑的元素。从决定拍摄“三线”题材到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王小帅知道,那些场景肯定还在那里。甚至之前拍摄过的矿灯厂宿舍,依然有人在那里居住。他们叫出了王小帅的名字,而大部分的老建筑,已经人去楼空,变成一副空壳。

  现在是由过去在时间和空间上叠加而成的,王小帅回忆说。“三线建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并不会就那样过去,在许多年后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能会找上门来。这些老人,经历了共和国至今的大部分历史,时代的刻度不断调整,在某一个节点,他们被抛下,可能就一直停在了那里。

  演员李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地道的“胡同串子”,他在主演了《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本来签约了公司,当时为了拍《青红》,推掉了戏份更多的电视剧片约。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去贵州的情形,拍戏之前,王小帅带他去贵阳的小河镇,找那些老工友聊天。在李滨的印象里,当地的老建筑特别像是小时候北京三环外的地方。大红砖露在外面,一看就感觉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砖的棱角都变圆了,“有点儿脏,但是又体现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当时剧组在一个附近的老商店拍戏,商店里的布局仍然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让李滨产生了一种穿越的错觉。

  这曾是王小帅生活的现实,也是他长大的地方。因为“三线建设”,王小帅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随父母离开了上海,和迁徙大军一起,来到偏远的贵州。“三线建设”是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为了预防战争,大批的沿海军工企业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迁移,动员的人口规模在千万以上。王小帅的母亲在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在政治热情的氛围中,和大家一样,响应国家的号召。父亲原本在上海戏剧学院教书,作为家属,也来到了贵州,后来调到省京剧团工作。

  实际上,王小帅后来的迁徙就是伴随父亲的迁徙开始的。在那个政治的年代,搞戏剧是很痛苦的事情。王小帅的父亲对那些运动没有兴趣,也不太会社交,倒是喜欢收听美国之音。这些行为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却给王小帅打开了一个通道。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起身,耳朵紧贴收音机,屁股翘得老高,捕捉遥远的异国之音。贵州的生活封闭,几乎被外界遗忘,王小帅却由此找到了连接世界的洞口。

  在《我11》里,王小帅为父亲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故事发生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王小帅的小时候,王景春扮演的父亲带着11岁的主人公,到野外去写生,在晚上给主人公看印象派的画作,这都是王小帅的亲身经历。

  父亲曾说过,在那样的年代,人常常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命运就像是一条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王小帅在自述里回忆道。

  1979年,一个借调的电话打过来,王小帅一家离开了生活十三年的贵州,搬到了武汉。在城市上学的第一天,王小帅穿上了父亲的一件卡其布中山装,衣服并不合身,但至少很洋气。“上海人”的身份是王小帅的底牌,然而,在班里的同学眼里,他是从贵州来的“乡里娃”,王小帅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两年后,王小帅考到了中央美院附中,借着去北京报到的机会,王小帅第一次回到了出生地上海。然而,意想中的激动并未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他不停地拍照留影,掩饰着作为外地人的窘迫模样。由此,身份认知的焦虑逐渐内化成某种心理机制,在后来的创作中不时显露。

  直接相关的作品是《青红》,身处贵州的父一辈执迷于让子女回到上海,子一辈却希望挣脱家庭的束缚。到了《我11》,来支援建设的这些上海人聚在一起,通过沪剧和侬语温习他们的身份。而《闯入者》的时间线延伸到了现代,历史的阴影以记忆的形式找上门来。这三部作品构成了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童年的这些私人经验成为了王小帅回望历史并反观现实的入口。

  拍《我11》的时候,王小帅和美术师吕东重新取景,走了好几个地方,最终定在了重庆的一个机械厂。他后来在书里回忆,当时的环境已经是全然的“市场论成败”,电影的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他自己承担了主要的部分。

  还是在2012年,王小帅接受了别克轿车的邀请,和陆川等人一起,拍了十二星座主题的微电影。当然,他也拒绝了很多机会。微电影的故事背景转移到了现代都市。在其中一部名为《远方》的短片中,男主角在都市的密林中开着车,一个人自说自话。逃离是我的哲学,他说,言语间依然是王小帅作品的影子。

  但与此同时,王小帅依旧会在公开场合显露出愤怒的一面。《闯入者》在2015年五一档上映的时候,被市场给了一记闷棍,排片只有1%,碾压它的是电影版的《何以笙箫默》。王小帅在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即便在表达愤怒,他还是本能地引用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

  重建

  拿到《地久天长》的剧本之后,吕东跟着王小帅开始勘景,选址,一步步地将北方工业城市和南方沿海渔村的空间确立起来。一个是黯然没落的故地,一个是“孤绝边远的异乡”,三十年的变迁就在这两个空间展开。

  王小帅跟吕东等人一路向北,去了山西大同、河南洛阳开封、内蒙古包头、河北井陉以及大连。另一组人马径直南下,去了广西、广东、海南、福建,顺着沿海跑了几十个地方。北方城市最终确定了包头,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有50多年的工业历史。南方渔村定在了福建连江,此前参加拍摄电影《失孤》的时候,吕东就曾去过那里。

  主场景的搭建地是在一个糖厂里头。开始筹备的时候,预算还很充足,王小帅和吕东计划着,搭出一整条街。在最初的设想中,刘耀军夫妇多年以后回到故地,楼对面的开阔空地盖起了“皇宫”洗浴城,甚至遮挡住了远处工厂的视线。这样的空间设想,让王小帅和吕东都很激动。

  然而,预算很快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只好修改方案,放弃了更多呈现工厂、街区和宿舍区的变化视角。拍摄多集中在室内。不过,即使是这样,内景的搭设还是最大程度还原了80年代的样貌。糖厂的领导来到筒子楼一看,激动得不行,跟当年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进组之后,演员艾丽娅和徐程以为这是实景,不敢相信都是布置出来的。

  在福建,剧组建造了两层的小楼,下面是刘耀军的修理铺,上面是这对夫妇的住处。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实打实盖的,非常坚固。里面的各种设备都是从周围的村子里搜罗的,直接就可以营业。当地的一位修理铺主过来看,也觉得惊讶。

  对于王小帅来说,福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毕业之后,他在这里度过了苦闷的两年。“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为了拍电影,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跟《地久天长》情节)暗合的体验还是有的。陌生感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产生了一种恐慌和焦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未来。”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空间让真实的记忆和虚构的角色发生共振,而时间给了很多事情一个答案。在拍摄和制作《地久天长》的时候,时间感也进入了电影的叙述方式。这次的摄影师来自韩国,跟李沧东合作过《诗》,明亮的质感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真实的幻觉”。剪辑师则来自泰国,和知名导演阿彼察邦多次合作过。

  电影不断在过去与当下来回切换,而切换的节奏是和情感的节奏同步的,给观众的感觉是,过去从未离场,记忆一直都在。从时代的浪潮中脱离出来的角色们,在经历了地域和时间的流转之后,在影像中回到曾经的家园。

  拍摄结束后,搭建的场地一般都要拆掉。渔村的部分拍完之后,当地村长连忙赶过来,表示不能拆,要保存下来,以后可以做个纪念。连江当地多暴雨。剧组离开后不久,台风就造访了拍摄所在的渔村。海浪刮过来,足足有六七层楼那么高,许多地方变成了一片汪洋。但那个房子还在。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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